正文 第四十章 一个莫名其妙的下午

　　柳絮的父亲去世后，我越觉她的孤单无助，即而想起和赵建平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无疑于在她的伤口上撒盐了，让我发誓要一心一意去爱柳絮。

　　第二次去柳絮家那天，原打算是骑了自行车出来随便转转的，走出家门的时候，并没有太明确的目的和想去的地方。就要开学了，学习生活马上就要紧张起来，父母对我的看管也放松了不少。我骑车在公路上转着转着，一抬头，发现离口头不远了，就去了水库大坝上，看着水边游泳的人们，不由得技痒难耐，转念又下了去柳家的决心。离开和柳絮一起放牛的那座山，我回首看到柳絮依然在原地枯坐，孤单如山上的一堆石头。我是多么希望能留下来陪她呀。等从柳絮家回来，始终不能摆脱她父亲去世留在心中的阴影，一路上心绪不定，而到了晚上，感觉他就在我身边，想是有许多话要和我说，却又沉默不语。我在床上坐起来，把毛巾被团成一团抱在胸前，想象着是抱着柳絮，静静地看着黑暗中他的身影，听着他时断时续的呼吸。

　　我决心在开学后和赵建平说明白，告诉她关于我和柳絮的事，以及有关柳絮的不幸。然而，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几次与赵建平在一起的时候，想怎么能把和柳絮的事情告诉她呢，犹豫不决，欲言又止。这样，不但想说的话没有说，还让她产生了不必要的怀疑，把场面搞得好不难堪。我遇到了平生第一件左右为难，倍感头疼的事情。不是因为感情上难以割舍，也不是太担心引发赵建平翻江倒海般的反应，而是下不了决心，无法去实施对赵建平的一次伤害，无法面对受到了伤害的赵建平。那必定是一种伤害，而且必是触及心灵深处的伤害。当时也明白“长痛不如短痛”，“宁可让大家都受到伤害，不如自己一个承受伤害”和“越拖陷得越深，陷得越深伤害越大”等诸如此类的道理。但是，就是无法诉诸行动。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越想越觉得这样下去更不是办法，发誓将来有机会了一定要加倍补偿对她的伤害，心里多多少少感觉对赵建平公平了一些，于是就硬着头皮和赵建平说了。我告诉她，假期里我父母再次说了我和她之间的事情，并下了最后的通牒，如果我固执己见就让我转学。当然是谎言。谎言归诺言，而一旦说出来了，即使是闪烁其辞，吞吞吐吐地说出来了，心里也就感觉好受多了，踏实了，轻松了，信心也随之树立了起来，也越发有了更加坚定的决心。赵建平先是惊讶，继而反应平淡，出乎我的意料，她竟是默然地接受了那样的一种结局，默然地承受了我对她的伤害。想到她心里的苦，我愧疚于心，决心在她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全力保护她免受伤害，就像她心目中的哥哥一样。

　　时间是一九八九年的春天的后半段。

　　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下午。

　　赵建平要我答应她一件事。我说一百件也可以。她咬着嘴唇琢磨了一会儿，说就一件，请她吃一顿饭。我说请她吃十顿吧。她说她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说了一顿就是一顿。

　　第二天中午，我们没有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一响，我率先走出教室，按照事先约好的，出东门在对面的马路边等她。赵建平很久才从学校的大门里走出来，印象中她好像在中午放学后还去宿舍里换了衣服。我问她去哪一家饭馆，她让我说。我说既然是请你的，就由你说。赵建平说既然让她说，她说去哪一家饭馆我就不能说别的。赵建平对马路两侧的小饭馆挑肥拣瘦，不是说苍蝇太多，卫生条件太差，就是嫌服务员长得太丑或者太好看了，即使服务员服装的颜色不合她的心意也会表示厌恶，让我怀疑她的醉翁之意，却又不便说什么。你走累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了，总会不再挑拣了吧，我想。直到把整条东马路走了三遍，她才在一家小饭馆门前站下来。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服务员出来热情地招呼，便随之走进去，突然发现眼前的摆设很熟，终于想起来我们进的正是赵建平的哥哥出事的那个小饭馆，只不过主人换了，墙壁也粉刷过了，其余的仍是老样子。

　　在一个房间里坐下，等服务员来点菜。

　　“这是哪儿呀？”赵建平环顾四周，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

　　“饭馆呀。”我说了句废话。

　　“我知道是饭馆。”赵建平流露出不满情绪，“我怎么觉得以前好像来过。”

　　“你下饭馆多了，哪家都可能去过。”我不希望她继续在记忆中搜索，并最终想起以前的不快来，岔开话题，“为什么专挑了这一家？”

　　“道理太简单了。”赵建平说，“服务员的健美裤没有拉拉链。”

　　“怎么可能呀。”我说。

　　“等她一会儿进来了，你可以仔细看看。”赵建平说。

　　服务员进来让我让我们点菜，还是在门口热情招呼我们的那个，她一手拿着一个小夹子，一手拿着一支圆珠笔，站在我对面，让我很难为情去看她的被子是否拉着拉链。我们点了菜，她退出去了，赵建平问我看见什么了。

　　“印象中好像是。”我模棱两可地说。

　　“在门口看到她的裤子没有拉拉链，就想她从厕所回来也一定不会洗手。用那样一双手洗盘子刷碗摘菜，还有端盘子的时候，手指头也会沾到菜汤，饭菜的味道肯定与众不同。”赵建平说。

　　“精辟。”我虽这样说，却并不怎么把赵建平的话当真。服务员匆忙之中忘了拉裤子的拉链，与便后洗不洗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也不觉得胃里有什么不适的反应。

　　菜上来了，赵建平拿起筷子：

　　“尝尝她的便后不洗手菜。”

　　点菜的时候，尽管聪明的女服务员提醒了，赵建平还是没有要酒。我们点的两个菜端上来了，赵建平突然想起来要喝酒，责问那个服务员：“我要的酒呢？”女服务员据实说她没有要酒杯。赵建平看看我，又看着女服务员，说：“白酒，最好的。”我建议不喝，因为下午还有课，总不能红脖脸蛋地坐在教室里听课吧。我那时一喝酒就脸红。赵建平说我小气，怕花钱，又说既然答应了请她吃饭，吃什么喝什么就应该听她的，让她高兴。想下午都是地理、历史、政治之类的辅课，只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听不听课一样可以有好的成绩，便随她了，也答应了饭后陪她一起旷课。因为从来还没有旷过课，不免有些提心吊胆的。

　　喝完了一瓶酒，赵建平又让服务员再拿一瓶来。我说够了，再喝就醉了。赵建平说她一个人就能喝两瓶，看看她的脸，果然是还没有丝毫醉酒的征兆。我说再喝酒我身上的钱就不够了，等服务员把酒拿来，抢先接过来抱在怀里，担心赵建平抢过去，吃饭的时候就夹在两腿中间。赵建平愤愤不平，一会儿说我不够朋友，小气鬼，一会儿又说我是胆小鬼。

　　一瓶酒是两个人平均分了的，我觉得脸上发热，头也稍微有点儿晕，但是头脑还很清楚，也不算是醉吧。而赵建平的脸比原来还白了些，说话时也丝毫没有舌头根发硬的迹象。现在的赵建平如果放开量，一斤大概还不成问题。记得有一年除夕之夜，赵建平和林川两口子喝酒，把林川灌得烂醉如泥，打电话让我去把他弄到床上去的。

　　从那个小饭馆里出来，赵建平说下午我是属于她的，必须听她的一切指挥，就像奴隶属于奴隶主，必须事事听奴隶主的一样。在城里除了老师和同学再没有熟人，我就没有说什么，俨然一对情侣散漫地走在大街上，由她拉着我的手，肩并了肩，东张西望，看到了什么都充满兴趣。走过一个妇科诊所，赵建平停下来，用手指着左边接生、右边流产、中间一个大红“十”字的白布门帘，说没有结婚而意外怀了孕的女人都来这里做手术。和大医院不同，这里来来去去的人少，不用担心碰到了熟人，而且只管收钱办事，不要任何证件，也不要马上就是牺牲的小孩子的爸爸签字什么的。又说在黑洞洞的一间小屋里，正中央放着一张像睡觉的床一样的物件，来的人就躺在上面手术，让人想到过年杀猪用的那种沾满了血迹的桌案，就差旁边再摆上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否则真像是专门杀人的地方。

　　“所以，那种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像过家家一样。”

　　说完，拉了我的手朝前走。在赵建平面前，我完全像一个傻子，现在也是。她的脑子里存储了大量非正统的、前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和我们的生活又无不息息相关。

　　路过人民医院门前，我想起来柳絮的父亲曾经在那里住院看病，就多看了几眼，仿佛是要深深地刻在记忆中的。医院门口恰好面向我们站着一个女孩子，记不起什么模样了，赵建平认定我是在看她，免不了又费了一番口舌向她解释，并对她提出的她们两个谁长得更好看一些之类的问题作了回答，直到令她满意了才罢休。

　　路过当时的人民商场门前，赵建平停下不走了，原地转了一个圈儿，像是在找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东西没有找到，用“行唐骂”骂了一句，莫名其妙地说到哪儿换呀，真难受。我问她怎么了。她同样说了一句让我感觉莫名其妙的话，能怎么，还不是湿得不行，拉了我要去商场里面，说是要买一条新的内裤。我说什么也不肯陪她去商场里，看到路边有一个老太太卖瓜子，挣脱她的手，买了两袋瓜子一边嗑一边等她出来，再次想起赵建平刚才说的莫名其妙的话，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在小饭馆里，她说让我们最后吻别吧，渴望拥抱了接吻。我以各种理由推辞，也是想借此表明与她结束那种关系的决心。她便当着我的面在座位上自慰。对于她而言，大概那种欲望一旦点燃了，就很难扑灭吧。或许也与她喝了不少的酒有关。

　　其实，我是不相信女生也会自慰的。在此之前，更是无法想象。即使现在，也总觉得赵建平是特殊的一个。当然，单从生理学的角度讲，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实在也不能说自慰是男生的专利。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来曾经产生的一个极荒诞的想法，未来的家庭也许不再非要有一男一女两个人组成了，除了同性恋人，它可能只需要一个人，如果你愿意，就像现在的独身主义者们一样。克隆技术完全可以满足你想拥有一个具有你的遗传基因的孩子的愿望；而情欲的排泄——在一定程度上讲，它可能是必要的——也完全可以借助替代品来解决。我记得去年吧，我和一个同事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参加学习培训，我以前好像和你说起过的，满街都是那种成人玩具商店，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柜台上各种类型、各种颜色、各种价位的替代用品排得满满当当的，琳琅满目，奇形怪状，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在那里看不到的。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可以这样说吧——消费群体，那些商店早关门大吉了。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了延续后代和生理上的相互需求，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正如现在的一些铁杆独身主义者所言：为什么不选择一个人过日子呢？！

　　好了，我说过这是一个让我自己都觉得极其荒诞的想法。看到了，随时就这么天马行空地一想。

　　赵建平手里抡着一个塑料袋子从商场里走出来，走近了，问喜欢什么颜色。

　　我抛给她一袋瓜子，算是做了回答。

　　“秦风，你说在街上走的人给憋急了会怎么办？”赵建平说，一边东张西望。

　　“去附近单位的厕所。”我说。

　　“挺聪明的嘛。”赵建平学着一位喜欢说普通话的女老师的口吻说，向附近的一个单位的大门口走去。还没有走到门口，她又返回来了。

　　“忍着吧。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别扭。大白天的，万一叫人碰见了，干嘛呢。”

　　赵建平让我陪她一块去电影院，说就在前面不远了，结果走了有近一公里的路，穿过了大关条玉城大街。中途，路过一个胡同口，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胡同里朝着墙壁小便。赵建平一定要等那个人从胡同里走出来，看他长得什么模样。那个人回头看到我们在看他，不明真相，没等完全解放就提了裤子，急匆匆朝相反的方向走了。赵建平说他骂咱们哩，一连嘟嘟嚷嚷骂了对方有十句，说他肯定会有一半尿在裤子里，乐不可支。

　　“社会就是不公平。男生随便找个地方背过身就来，不怕有人看见，说不定还光盼着有人看见哩。女生就不能。”赵建平一本正经地说。

　　“哪有绝对的公平呀。”我说。

　　“你肯定也干过这种坏事。”赵建平说。

　　我极力否认。

　　“我要是男生，就在大街上，别的什么地方也不去，你猜会怎样？”赵建平说。

　　“挨打。”我说。

　　“错。”赵建平说，“他们准会想我是疯子，一群人立即作鸟兽散。”

　　“疯子的确比较自由。”我说。

　　“以后要是再出门，就专门穿一条又胖又大的裙子，憋急了就朝地上一蹲，装作是走着走着鞋掉了穿鞋又特别难穿的样子，等完事了不急不忙地走了，让后边走过来的人对着地上的一大片湿大伤脑筋，怀疑老天爷只在那么小的地方下雨了，没准还会登在报纸上。”赵建平回头看着我问道，“聪明吧？“

　　“绝顶聪明。”我说。

　　来到电影院前面，我跨上台阶看海报。赵建平却朝向西开着的一个月亮门里走去。过了一会儿，她跑过来，说“换了。”

　　我回头看着她空空的双手。

　　“旧的扔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想收藏啊？”

　　我用胳膊肘轻轻地顶了她一下。

　　看罢电影院墙上所有的海报和有关影片的文字说明，已经过了学校下午的放学时间。我向赵建平看手腕上的表，提醒她该回学校了。赵建平却要我陪她看一场电影再回去，她买票。我说耽误了晚自习，作业就完不成了。赵建平就没有再坚持留下来看电影。

　　“背背我。”

　　赵建平站在最高的那级台阶上，居高临下，向我张开双臂。

　　我没有答应，跳下台阶向前走。赵建平跑着追上来，快追到我了，我也开始跑。跑跑停停，我始终在赵建平前面四五十米的距离。进了学校的大门，正是学生打饭的时间。“坦克”打了饭正站在乒乓球台前吃，看到我走过来，问我去哪儿了，整个下午都没有上课。我说有病，去医院里了。

　　“这么巧…巧呀，赵建平也没有上课？”

　　其实，“坦克”并不仅仅是四肢发达。